最後的旅程

最後的旅程

作者：張釗維 / 1999-08-12

六月初，我又來到香港。在離開簇新龐然的赤臘角新機場之後，我開始尋找前往山的另一邊的公車站牌。推著沈重的行李裡裡外外繞了一圈，終於找到了。車子隨即出發，離開機場後，沿著僅容一車的狹小公路，彎彎曲曲、上上下下地繞了一個鐘頭，總算抵達我的目的地：梅窩。

才剛把行李弄下車，就看到黑鳥樂團的主唱郭達年向我衝過來，咭式（郭達年的愛人同志、黑鳥的bass 手）推著腳踏車跟在後面。我想：這麼巧！我是來找他們的。但是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跟我說：「啊！你及時趕到，船快開了，我們要趕去旺角的練團室排練！」於是 我連忙將行李寄放在碼頭旁的一家士多 store（老闆的女兒是咭式小提琴家教班的學生），只抓了攝影機就跟他們買票上船了。

我是來拍攝今年六四的十週年音樂祭活動的，黑鳥是活動的催生者之一。一如往昔，他們自己找器材、搞場 地、弄宣傳、找空檔排練，一切 DIY。這天下午，我跟著他們到練團室跟鼓手彼得小話會合；排練完之後，與彼得小話分開，趕往影印傳單。接著搭公車去新界跟朋友借音箱；在下班的塞車時間 當中，花了一番工夫找了輛小發財運回旺角的小辦公室寄放之後，稍事休息，又步行到廟街去找小販，購買舞臺裝置用的煤氣燈。

入夜，拖著疲憊的身子再搭一小時的船回到梅窩，郭達年跟我說：「本來晚上還要在家裡跟咭式排練的，但是今天太累了，所以要延到明天早上才排練。」

在這一天的下午，我如影隨形地跟著他們，親眼看到了一個堅持一切靠自己與朋友的支持，而不願投向文化 工業或官方文化單位懷抱的樂團，是怎樣在運作的。或許你會問：花了這麼多時間與精力去做原本是唱片公司或娛樂公關公司的宣傳、製作助理…等等一拖拉庫工作 人員該做的事，那他們有時間去創作、去練習嗎？他們的音樂會好嗎？

兩天之後，音樂祭結束後的隔天，在對郭達年的訪問當中，他理直氣壯地指出：「這就是生活，我們的音 樂，反應的是這生活的過程，而不是一個被完成的作品。在民間，這種完成了的作品幾乎不存在，只有在商業市場裡才有。」也因此，他根本就不會刻意要去練琴， 或者是為創作而創作，「我們只有演出前才練習，因為我們要自己負擔錢及時間…有一種censorship是：我還沒排練好，不去唱：很多朋友的夢因此就不 見了。黑鳥就是不接受！我們在有限的資源之內盡力去做，完成以後，頂天立地，如果你不喜歡，沒關係！！」

雖然郭達年對這樣的生活與音樂的結合，有著堅定的信念，但是，對於外界，特別是年輕朋友，屢屢要以音 樂美學的標準來要求黑鳥，他仍然是耿耿於懷。去年，《暴風雨前》這張專輯出版之後，有個年輕人寫e-mail給他們，覺得詞曲都非常好，但是唱得太爛了。 對於這樣的批評，郭達年懇切地給了回應，解釋黑鳥的音樂與生活理念。

但是，從這樣的反應裡，他同時也感受到一種危機。對他來講，現在的年輕人受到資本主義文化的影響太大 了，這對搖滾文化來說是一個最大的傷害；過去6、70年代，有許多中立的發行管道﹐任何音樂人或樂團都有發聲的自由、權利、空間與傳播機會；受到歡迎，就 有可能大紅大紫，沒什麼人聽，也沒關係：整個搖滾文化的氛圍，還是會鼓勵人們自主而自在地用他們自己想要的方式----不管是傳統的或前衛的、精緻的或粗 製濫造的，去表達他們的想法與情感。但是演變至今，現在的文化工業，一一既壓制又收編地馴服了各種「另類」的管道與聲音，這過程中逐漸篩選出一些制式的、 典範式的美感標準。過去任意發聲的可能性消失了，而籠罩在當代無遠彿屆之文化工業底下的年輕人，不但因此越來越缺乏真正的、對另外一種聲音的體驗與欣賞能 力，反而用文化工業所炮製出來的美感標準----即便它是「另類的」----來要求黑鳥，甚且認為他們不尊重聽眾（的美感經驗）。對於這種徹底被邊緣化的 感覺，郭達年說：「感到壓力很大。」

但是，壓力再大，黑鳥走了近20年，也撐過來了；未來，還是可以走下去吧？！

「….今年的這張專輯，可能是以黑鳥為名所做的最後一張作品了。」郭達年望著窗外，無限感慨地這樣告 訴我。我瞠目結舌，幾乎說不出話來。我知道，這大多是因為彼得小話決定在秋天離開居住了二十多年的香港，搬到他血緣上的母國----英國----去定居的 緣故，但還不至於讓黑鳥完全停擺吧？！鼓手有那麼難找嗎？

我帶著疑惑與無法釋懷的情感回到台灣，在之後繁忙的工作中，仍不時會想起郭達年的這番話。直到前幾天，收到他們即將來台灣演唱的消息，新聞稿上寫著：「這是黑鳥最後的巡迴演出….」

在感傷之餘，我仍然在思索著我的疑惑。我想，對黑鳥這樣的樂團來說，要找一個鼓手，恐怕不是像更換卡 式墨水匣或抽換抽取式硬碟那樣容易。多年來，彼得小話幫黑鳥打鼓，但他並不認為自己是黑鳥的成員，而是把這樣的參與視為參加一個音樂上的長期合作計畫。彼 得自己另外有屬於他自己的音樂與劇場作品，自己的美學觀，以及自己的文化、社會與政治觀念；他與黑鳥之間雖然接近，但又不盡相同。就我的觀察，簡單地講， 彼得像是無政府主義中的人文主義者，對藝術創作的養成有較高的美學要求，而黑鳥則是深受左派影響的無政府主義者，他們對美學的看法一如前面所提到的。

這樣的合作模式，在西方或者是日本的搖滾文化氛圍裡，或許不難構成；但是在香港，乃至在整個華人地區，恐怕是要經過長時間的考驗才能成形。更何況，這樣的合作伙伴，在今天，恐怕是越來越難找了。

朋友告訴我，一個樂團解散，是常見的事，無須太感傷；黑鳥走完這一段，絕對有它歷史性的成就了。但是，對我來說，歷史還沒有過去，它還在繼續當中；少了具有標竿地位的黑鳥，這段未來歷史的空缺，我們要如何來填補？

PS.黑鳥亞洲最後的演出：8/27無殼蝸牛十週年紀念嘉年華